笔者于基层法院工作期间发现，民事诉讼里存在把调查笔录当作“证据”使用的惯例，这些调查笔录大多由代理人向法庭提交，还有部分是法官依照当事人申请制作，这些调查笔录作为“证据”在法庭上予以出示，用来证明当事人的主张，然而民事诉讼中调查笔录是怎样的现状佛山侦探-民事诉讼侦查记录浅析 ，为何能长久存在，其又面临何种困境，我们在司法实践里该如何对待，笔者带着这些疑问对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的调查笔录做一番简要探析，尝试厘清当中的逻辑。
一、调查笔录在民事诉讼中的基本现状
在民事诉讼里，调查笔录主要分成两类，其一为代理人去询问案件证人所形成的调查笔录，且会把该调查笔录当作证据呈交给法庭。其二是法官于审理具体案件进程中，为解决程序性问题或者对案件事实做更加深入的查明而制作的调查笔录。所以，代理人调查笔录跟法官调查笔录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第一种情况是，制作调查笔录的主体间存在差异，前者是案件代理人，后者是承办案件的法官； 第二种情况是，制作的目的有所不同，代理人制作调查笔录是为作为证据使用，以此来支持其所代理当事人的主张，而法官制作调查笔录是视审理案件自身需求而产生，也有可能因当事人提出申请进而产生，其主要目的在于查清案件事实或者满足程序方面的需要； 第三种情况是，被调查人不一样，代理人调查笔录的调查对象主要是那些知晓案件情况的证人，而法官调查笔录的对象不只是知晓案件情况的证人，还能够是案件当事人或者存在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本文着重探讨的调查笔录，主要是用作案件“证据”的那种调查笔录，这部分调查笔录，通常会进入“质证、认证”流程里。它涵盖代理人调查笔录，还有法官针对案件事实所制作的部分调查笔录。至于法官为处理程序性问题而做的调查笔录，本文就不再过多研讨了。
为深入知悉调查笔录于民事诉讼里的基本情形，笔者于西部某县基层法庭，在其2016年受理的案件当中，挑选出100件民事案件当作样本，借由翻阅卷宗，统计调查笔录在该法庭民事诉讼里的使用情形，期望以局部见整体，大略了解调查笔录在基层民事诉讼中的使用状况。所选取的案件基本类型涵盖：离婚纠纷，同居析产纠纷，赡养纠纷，民间借贷纠纷，借款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纠纷，租赁合同纠纷，劳务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不当得利纠纷，排除妨害纠纷等种种情况。经由统计，笔者发觉存在这样的状况，即在100件案件当中，仅仅只有5件案件存有调查笔录，其中3件属于离婚纠纷，1件属于同居析产纠纷，还有1件属于健康权纠纷案件 。有5件案件，其中4份是律师所做的调查笔录，另有1份是法官进行的调查笔录。经由对样本予以分析，发觉样本里有5%的民事案件用到了调查笔录，这之中又主要是在婚姻家庭纠纷里存在。并且主要是代理人所做的调查笔录，法官制作的调查笔录数量较少。
二、调查笔录作为“证据”存在的背景
虽说存在不见得就合理，然而既有存在，那必然存在着供其得以存在的土壤。至于那些调查得来的笔录为何可以长时间在民事诉讼里存在，这是有着其特定缘由的。
首先，调查笔录因实质公正司法观的作用以及司法实践的惯性得以持续存在。重视实体，轻视程序，追逐实质公正是中华法系固有的观念。在我们这个欠缺法治传统的古老的人治国家里，程序公正的理念极为短暂、匮乏。自1906年清末修律制订我国有史以来首部程序法《刑事民事诉讼法》（鉴于辛亥革命爆发此法未得以真正施行）起至今也只是一百年的时间啦。但实质公正并非如此，它犹如我们国家历经数千年岁月沉淀的文化那般，呈现出悠久绵长的态势，它从一开始便身为我国文化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我国法律当中以及司法文化里核心观念的其中之一。与我国古代司法行政合二为一的设置相关联的，是这种重视实体而轻视程序的司法观念啦。行政权所展现出的主动性、命令性，取代了司法应有的被动性、中立性的特征哟。行政衙门在去运用行使司法权力的时候，必定会带着“为民做主”这种类似父爱的方式，完全不存在程序公正的情况呢。与此同时，民众那朴素平常的正义观大声呼喊着拥有上帝视角、全知全能的“青天大老爷”，满心期望这些大老爷有着火眼金睛，能够明辨秋毫。这些持续延续达几千年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直至如今仍然深深根植于群众内心之中。现代进行的诉讼尽管竭尽全力去摒除这些古老陈旧的观念。然而这些古老遗留下的烙印依然时隐时现。由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的争论、司法能动性的再次回归、注重司法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等等诸多迹象，依旧可以看到我们对于实质公正的那份热情从来未曾消退过。我们国家的证据规则，早已奉行当事人主义，然而在实际践行过程里，仍然存在着林林总总的诸多问题。基层的广大群众，尤其是农村区域的民众，依旧存在着对于古代“包青天”那种深深的沉迷和极度的崇拜，满心期待着法官凭借主动去调查搜索证据，从而主持公平正义，并且当事人并不需要主动去收集以及提交证据。因为受到这些传统观念思想以及以往司法实践情况的影响，当事人欠缺主动收集证据的那份热忱之情，而是满心期待着法官能够出面代劳，去查明事情的真实状况。尽管这些申请并不属于证据规则里面法官依照自己职权展开调查取证据涵盖的范围之内。然而，法官为了去追求那个案件事实，以此实现案结事了这样的社会效果，会主动发挥其职权进行调查取证，或者未严格去遵从证据规则的那种司法习惯，或多或少仍然是存在于司法实践当中的 。但是，明显可以看得出的，随着当事人诉讼理念的逐步发生转变，调查取证的主体渐渐变成了律师，而法官对于调查取证持有谨慎的态度 。
其二，存在证据缺乏的现实困境，于是调查笔录变成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传统文化秉持以和为贵的理念，鉴于情面的缘故，当事人在基本的民事交往里很少留意证据的留存。如同发生在熟人之间那种民间借贷，仅仅进行了口头约定，压根没有出具欠条等书证。当纠纷出现后再去寻觅证据来主张自身债权，无疑困难重重。比如说在婚姻家庭纠纷里，因为这属于家庭成员内部的事务，所以别人很难了解当事人双方的真实生活情形，就算知道了，也会基于“两口子床头打架床位和”的劝和想法，以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观念，又或者是碍于当事人一方的情面，而不会出庭去作证，当事人要想收集感情确已破裂的证据是非常困难的。在证据匮乏的时候，代理人所做的调查笔录就作为无奈的选择进入到民事诉讼当中了。
其三，证人出庭这一制度呈现出虚无状况，调查笔录变成了书面证言的一种变形形式。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凡是知晓案件情况的单位以及个人，均有义务出庭进行作证。然而当前的状况是，证人证言制度在司法实践里长期处于一种虚无化的状态。一方面，证人并不愿意出庭作证。深入探究其原因，一部分证人受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种思想或者无讼观念的影响，故而不愿意踏入法庭提供证言。另外一部分证人出于对时间成本以及经济成本的考量，同样不会轻易到庭去作证。部分证人，起因于对自身所处状况的忧心，尤其是在农村区域，证人置身熟人社会，出庭去作证常常会冒犯某一方当事人，于后续生活里会遭受相邻之人的刁难以及冷遇，致使处境窘迫尴尬、极不情愿，与此同时，民事诉讼法虽说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然而却并未明晰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所以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就如同虚设一般，不过要是强制证人到庭去作证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效果同样值得去深入思索，二是对书面证言的适用范围过于宽泛。按照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内容，证人没办法出庭进而采取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的仅仅局限于下面这四种情形：其一，是因为健康方面的原因而不能够出庭的；其二，是由于路途距离非常遥远，交通存在不便状况而不能出庭的；其三，是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而不能出庭的；其四，是其他具有正当理由而不能出庭的。然而在民事诉讼的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多数证人并不契合法律所规定的因客观原因而不能出庭的情形。当事人常常只是提交证人的书面证言，或者直接让律师提交调查笔录来予以替代。在法律所规定的，借助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的方式方面，使用的情况也是极为少见的。从一定的意义来讲，因为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呈现出虚无化的状况，所以在民事诉讼里面，调查笔录常常就是书面证言经过变形之后的替代形式而得以出现了。
第四，司法实践里，对调查笔录所持的宽容态度致使调查笔录得以存在。在民事诉讼当中，笔者发觉，双方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常常对调查笔录形式、来源的合法性极少提出异议，仅仅针对调查笔录内容是否真实予以承认或者否认。出现这一情况缘由在于，当事人固然是对证据规则欠缺了解，难以从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以及关联性方面做出判断与否定。但代理人明显对法律知识以及证据规则颇为清楚。首先，调查笔录能当作一种代理律师常用的收集证据的方式，在实践当中是普遍适用的，大家都承认调查笔录具备“证据”的属性。其次，买卖双方很少会直接从形式上把调查笔录这一形式否定掉，而只是从内容是否真实，被调查的人跟当事人有没有利害关系等方面提出不同意见。再者，亦存在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对调查笔录里的内容部分予以承认的情况，说起来也就是当事人以及代理案件的人大多是认可那调查笔录拥有“证据”属性的。处于法官这一工作角色，鉴于查明案件事实存在需求，在缺少证据的状况下，要是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去证明案件，法院于审理案件之际就会频繁因案件欠缺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而陷入困境，所以在案件缺乏相关证据之时，法院自然会期待当事人能够尽最大可能多地提交证据，从而让法院能更妥善地进行审理，在一些诸如离婚案件这类案件当中，要是过度看重证据的表现形式，那么相当一部分案件的原告就会因客观缘由无法获取证据而导致获得败诉的结果 。此种缘由所导致的司法审判在实质上呈现出的不公，明显地与公平正义的审判原则之间存在着相违背的情况。5基于这些具备实效性的考虑因素，法官针对当事人所提交的调查笔录，同样持有宽容的态度。针对当事人提交的调查笔录，会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性的认定，很少会从证据形式层面明确地排除调查笔录的使用。甚至在某些具体案件当中，法官应当事人的申请制作调查笔录，在开庭之时将该调查笔录交给当事人进行质证。正是当事人以及法官对于调查笔录所抱持的宽容态度，促使调查笔录在民事诉讼里占据了一席之地。
三、调查笔录遭遇的困境
调查笔录于民事诉讼里是以一种变形的“证据”形态存在，然而它到底归属于法定证据当中的哪一种类别，有没有具备证据能力这一情况，在民事诉讼之时又该怎样对于其进行认定呢？
第一，调查笔录跟书证不一样，书证是那种凭借用文字、符号或者图画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内容去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书证按照制作主体的不同，划分成公文书证以及私文书证，公文书证是由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依照职权制作而成的，私文书证是由公民个人制作的，依据我国民事证据规则，公文书证的效力要高于私文书证，书证因为内容不同，分为处分性书证和报道性书证。能确定、变更或者消灭一定法律关系的，是处分性书证的内容，只报道某种具有法律意义之事，却无处分性法律目的的，是报道性书证的内容，典型的像单位开具的证明，在英美法系国家，书证通常遵循最佳证据规则，我国民事诉讼法也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书证凭借其书面记载的文字、符号、图画等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具备内容明晰固定，形式上稳定，易于长时间保存，不可替代等特性。勘查询问记录尽管也是借由撰写记录的文字内容来呈现案件情形，然而它和书面证明有着特大差异。书面证明一旦生成就附带特别的稳定性以及真实客观性，不会轻易被改变，一旦遭到损坏就彻底消失，不存在可替换性，因而书面证明主张展示完整原始件。特定的书面证明诸如官方文件书面证明，一旦经由职权部门从业人士凭借职权予以形成便具备效用性，无法变更。特定的书面证明，像合约文本若未经过解除、更改或者请求撤销，便对双方当事人拥有拘束力，绝不可能随意变动修改。而由个人出具的凭据、字据，篡改也致使其丧失证据效能。调查笔录的内容，是对被调查人谈话内容的一个记载 ，这种谈话记载，有着很强的主观性 ，它是受调查人的引导、安排后作出的 ，同时也受到被调查人的主观认识、情感偏见、以及利害关系等诸多方面的影响 。而且调查笔录不具备稳定性 ，它会因为被调查人的更改、否决而被推翻 。从内容方面来看 ，也很难把调查笔录归到处分性书证或者报道性书证当中的任何一类 。从证据形成的过程来讲 ，书证通常在民事活动里就已然形成 ，书证的产生也并非仅仅是为了诉讼的目的 ，是因此具有一定的客观真实性 。引发当事人之间纠纷之后，在诉讼准备阶段或者诉讼过程当中会产生调查笔录，它具备很强的目的性。从证据认定方面来看，书证主要针对其载体以及内容的真实性展开审查，经过查证属实的书证能够直接用作认定案件事实的凭证。然而调查笔录难以确定其内容是否真实，并且也没法直接认定案件事实。经由上述分析，能够看出把调查笔录归类为书证明显不合适。
第二，调查笔录跟证人证言里的书面证言不一样。证人就他们所感知到的那种案件情况，向法院作出陈述，这就是证人证言。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只要什么单位和个人知晓案件情况，就都有义务出庭去作证。这是证人证言的原则性要求。因为证人证言具备主观性、不稳定性这类特点，所以证人唯有经过出庭做证，经过保证这类仪式性约束，接受对方当事人以及法官的质询，才能够揭示其证言里的真假，其证言才能够当作认定案件的依据。这也是直接言辞原则的要求。法律规定了作为证人证言例外的、不能出庭的证人出具书面证言的特殊情形，这是其一。其二，法律虽严格限制书面证言范围，却未明确规定书面证言形式。其三，书面证言既可是证人亲自书写的证明形式，也且还能是以证人口述他人代笔的那种。其四，实践中部分人倾向把调查笔录归入书面证言，然而笔者觉得调查笔录和书面证言不同。其五，证人证言是证人向法院所作陈述，书面证言属于证人证言范畴，陈述主体自然是证人 。所作书面陈述，是证人于不受干预状况下，就自身所感知的案件事实来进行的。而调查笔录的被调查人，并不局限于证人范围内，还可能是案件当中的当事人，这跟书面证言有显著区别。在内容方面，咱们认为书面证言须是：证人于受较少干扰情况下所作出的，针对整体感知事实的陈述，具备相对完整性与中立性，能够完整呈现其所感知情形。尽管证人是受到一方当事人邀请，然而其作证是直接面向法院去陈述事实，要受到法庭规则的约束。调查笔录呢，则是调查人与被调查人之间互动性的谈话。被调查人于代理人引导之下所做的谈话笔录佛山调查取证事务所，具备间接性，呈现片段式，带有倾向性，拥有选择性，极难完整展现被调查人所感知到的事实。代理人抑或当事人会因自身利益所需，对调查笔录予以筛选。调查笔录的内容受到一定的限制约束。在范围方面，书面证言存有严格的法律限制，其仅仅能够作为证人无法出庭的例外情形。然而调查笔录并无明确的范围制约，代理人提交调查笔录时不必追问证人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证人不想出庭，代理人因图方便省事，又或者是出于当事人利益需求等，这些都可能是让代理人利用调查笔录的因素。从形式方面来讲，书面证言不单单能借助纸质书面的形式呈现，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还能够通过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途径来进行，然而调查笔录仅仅只是书面形式而已。
首先，调查笔录不具备法定的证据形式，无法适用证据规则对其进行认定，法官对大多数调查笔录持谨慎态度。第三，调查笔录不属于法定证据种类，其在实践中的作用有限。调查笔录不属于书证和证人证言，与法定的其他证据种类也不尽相同。它并非我国证据规则中的法定证据种类。因此，对于调查笔录的采用和认定，笔者持否定态度。其次，调查笔录真实性难以被确认，因为被调查人不出庭，法律并未具体规范调查笔录的制作过程，无法确定调查程序是否合法，不能明确被调查者身份是否真实，也难以判定调查笔录所记内容是否属实。并且，调查笔录缺乏稳定性，对方当事人否认就会造成真假难辨的困境，使其真实性不易确认。便是充当证据使用，也不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次，就调查笔录的实际效用而言，调查笔录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它没办法单独用来证明案件事实，在不存在其他证据的情形下，当事人单单提交调查笔录同样不能够证明自身的主张，法官仅仅依靠调查笔录也没办法查明事实。
四、对调查笔录的反思
调查笔录的出现不是简单孤立的现象，它和我国证据制度不完善紧密关联，切实存在于我国证据规则从职权主义朝当事人主义转变的当下阶段，绝对不应长久作为难以清晰说明的“潜规则”而存在。举证当事人主义是现代诉讼的趋向潮流，还是程序公正的必然所需要求。然而怎样进一步完善证据制度，达成程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统一才完全是我们真正需要深入思考探究的。
首先，法官对于调查笔录应谨慎使用。法官进行调查取证时，其范围必须严格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并且“法院所制作的调查笔录的范围要与调查取证的范围相契合，调查笔录的内容仅仅局限于有关程序性的事项”。实体性的事项无法凭借法院的调查笔录内容来加以证明。在司法实践当中，为了将事实查清楚，同时减少诉讼的繁琐证据调查的基本原理，有些法官会针对当事人或者不出庭的证人展开询问、调查，用调查笔录去替代当事人陈述或者证人证言。这种方式有益于提升办案效率，尽管如此 。这种主动开展调查的方式，会对法官的中立特性予以破坏，也会对裁判的公正性质造成损害。调查笔录并非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证据类别，在实践之中，针对它采用何种证据规则来认定并不明晰。而且，用调查笔录去替代证人证言，同样不具备严肃性质，属于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反向破坏。证人在未出具保证书、未出庭接受质询的情形下，其证言的真实程度又怎样能够得到确保呢？所以，除非解决程序性问题，法官理应谨慎使用调查笔录。针对当事人存在欠缺诉讼常识的情形，要充分向其告知在诉讼里的权利义务，及时送达举证通知进而对举证予以指引，说明举证不能所产生的后果，告知其能够委托专业律师作为代理人来开展诉讼活动。而不是直接借助调查笔录的形式为当事人“包办”什么操办之事。
其第二点指出，要严格对待证据规则情形，规避针对调查笔录进行随意认定行为。证据问题属于民事诉讼当中的关键核心问题，该问题与诉讼所具备的实体性内容存在直接关联关系，对于参与诉讼的当事人所开展的诉讼活动以及人民法院所进行的审判活动而言，均具备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这么讲，证据制度构成了整个民事诉讼得以顺利开展的基石，遵循证据规则是确保民事诉讼能够依照正常有序的状态予以推进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达成民事审判公正以及效率目标所产生的必然要求。证据制度，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予以分配，明确证据形式、证明力大小以及认证规则，达成对当事人公平诉讼的程序性保障，以及对法官自由心证和裁量权的限制。严格证据规则，严肃当事人对该规则的认识，这既能提升当事人对证据的重视程度，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使其主动去寻找证据来证明自身主张。又能够有效引导当事人去理解举证责任，正确面对因举证不能而需承担的败诉后果。严格证据规则，法官应避免证据认定的任意性 。这是程序公正必然所需的要求，还是法官保持中立公正的一种体现。法官理所应当严格依据证据规则合理实施举证责任分配，依照证明标准去开展证据认定，于法律范畴之内审慎施行调查权。调查笔录并不归属于我国法定证据种类，不具备证据资格，在司法实践期间应当对调查笔录的随意认定予以避免。维护证据规则的严肃特性，防止证据认定过程里的“任性”给司法公正造成危害 。
可以利用视听传输、视听资料等现代科技手段来替代调查笔录，这是第三点。民事诉讼法有明确规定，要是证人没办法出庭作证，那就能够通过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来进行。随着科技不断进步，智能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体现，证据的种类以及证据的收集越发多样化。除了传统的人证、物证等证据之外，电子数据作为法定证据的一种，收集起来更方便应用。数据传输等智慧型手段在审判实践里越来越普及 。各级法院都在积极地试探锻造智慧型审判，以此来削减当事人诉累，推动审判趋向便利、高效以及公正。可以确信，伴随这些新型手段不断发展，当事人收集证据会更加简便通畅，而调查笔录作为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正逐渐在司法实践的潮流里被淹没 。
先说第四点，要强化当事人的、与收集证据能力相关的证据观念。随着实践不断推进，再加上人们法律意识得以增强，当事人的证据观念以及收集证据的那种能力，变得越来越强，这无疑是一种进步。在实践进程里，借助厘清证据规则这一方式，去指导当事人进行举证，提前把诉讼风险发布告知，要提升当事人对于举证责任的认知，从而进一步强化当事人的证据观念。通过宣传这种行径，引导当事人树立起正确的诉讼观念、并拥有证据意识，提升其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